（通讯员金子涵、周苏婷、刘若曦/摄影 蒋琳）2026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郢都学术工作坊第1期“文化哲学的概念地基——符号、实践与生活世界”在麻豆社 东校区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由麻豆社 中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办，汇聚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西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麻豆社 、安徽医科大学、湖南工程学院等单位的十二位专家学者，两位分别来自《山东社会科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编审老师，以及麻豆社 部分教师、硕士研究生全程参与了本次工作坊。

开幕式上，麻豆社 院长姜学勤代表主办单位致开幕辞。他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向大家介绍了荆州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指出，荆州作为荆楚文化的发源地，自古以来便浸润着浓厚的文化思想与文化自信氛围，在此举办文化哲学主题相关学术工作坊具有深远意义。接着，他简要回顾了麻豆社 融入长江大保护战略、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奋进历程，并介绍了麻豆社 的创建沿革及取得的成绩。同时，他也坦诚指出了学院当前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仍存在的不足。他强调，在人工智能深刻变革的当下，此次学术工作坊立足时代前沿、聚焦深度思考，将为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重要助推作用。

《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周文升主持了工作坊第一场集中主旨报告。戴茂堂、胡刘、颜岩、康翟四位学者分别围绕“中西文化比较”、“文化定向的历史观问题”、“乔治·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理论”、“数智时代的文明危机与创造文明新形态”等议题作了主旨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哲学系戴茂堂教授从自身长期从事文化思考和中西文化比较的体会出发，指出以往一些固定化结论、说法过于简单，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围绕“中国重整体、西方重个体”的说法，戴茂堂教授认为，西方思想传统并非只有个人主义一极。古希腊重视城邦生活和公共正义，中世纪“团契”观念强调团结契合，近代功利主义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康德思考伦理共同体，马克思则批判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提出自由人联合体。因此，简单以个人主义概括西方文化、以整体主义概括中国文化，难以成立。针对中西礼仪孰优孰劣的争论，戴茂堂教授指出，中国确有发达的道德文明和伦理传统，但西方同样有对道德德性的欣赏与追求。古希腊有勤劳、勇敢、智慧、公平等德目，中世纪有信、望、爱等七种德目，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义传统和文明守则。因此，“礼仪之邦”并非中国所独有，对此应保持客观理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文化中有没有法治的问题，戴茂堂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并不缺法，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唐律、明律等律法的出现表明各朝代均有律则，然而古代法律受君权制约，具有较强的人治和专制色彩。在实际社会运行中，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法律功能，形成法与道德相互嵌入的特点。

西南大学麻豆社 胡刘教授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楚王的形象和生活态度切入，引出荆楚文化的外现及其背后的经济社会条件，进而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碰撞与文化定向问题。胡刘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性的文化定向问题也涉及历史方向和文化自我的确定。他将以往文化讨论中的叙事模式概括为以文化决定论为内核的古今中西文化史叙事模式，认为其历史观是观念论的历史观：一方面有向西方学习的激进主义观念，另一方面有基于中国悠久历史和丰厚文明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二者之间的争论往往在西方对中国构成强大压力或中国成长到有一定话语权时反复出现。他回顾了中国数次文化热，认为现今仍未完全跳出观念论展开模式。胡刘教授强调，讨论文化定向需阐明文化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实践永远是“源”，而文化是“流”。荆楚文化中楚人的浪漫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物产丰富，今天中国人对自身文化越发自信的心态改变正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骄人成绩的反映。“流”一经产生，可能构成对“源”的定式，人们会从“流”反过来理解把握“源”的问题，纠正自身偏向。胡刘教授认为，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仅从书本典籍中寻找答案，而应从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方面去考察文化的变化，回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问题上来讨论文化问题、中国式现代性文化力量问题，从人的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理解当中来理解把握中西方文化及其构成的生活现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颜岩教授指出，在马尔库什的理论视域中，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深层困境与危机，其根源正在于文化层面。在梳理文化的概念谱系时，颜岩教授介绍，马尔库什将文化的演进划分为若干阶段：文化最初意指对自然生长的管理，继而转化为个人教育与心灵培养的范畴，随后与文化的对象化成果相联系——文化制品对人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形成了高雅文化。马尔库什进一步区分了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其研究重心集中于狭义文化，即特指哲学、科学、艺术与宗教的高雅文化。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高雅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深陷重大的文化危机之中。颜岩教授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应对文化危机的两种主要思路——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均已证明难以奏效。而马尔库什提出了化解当代文化危机的四条路径：其一，使高雅文化根植于科学与艺术共同体之中；其二，塑造公共领域，促进科学家、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平等交流；其三，建立信念体系，重塑高雅文化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其四，依托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群体。颜岩教授强调，马尔库什认为若上述四点得以实现，现代性的文化危机便可望化解。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康翟教授在报告中指出，理解人工智能的本质，首先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形态作出基本界定。他将文明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工的物质世界，即由物质生产力所创造的世界；第二层是基于信息技术与网络而形成的人类社会的联接与组织；第三层则是人类的创造物中所蕴含的文化体系，即精神生产的产物。这三大创造物分别对应物质文明、技术文明与精神文明三个维度。在此框架下，康翟教授进一步阐释了人的智能的本质。他认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论断，认为人类与动物的标志性区别在于人类能够将世界符号化，并将符号实体化。具体而言，其一，人能够将抽象概念转化为现实实物；其二，人能够运用公共法则对符号进行推演与运算；其三，人能够将推演的过程与结果付诸实践。这实际上正是人类从理论走向实践，以双手创造符合自身意愿世界的过程。基于此，康翟教授以类比方式解读人工智能：首先通过二进制模式对符号进行记录与存储；其次，它对符号进行运算，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其运算能力与方法持续提升；第三，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推演方式将技术付诸实践，恰与人的智能的第三层面相对应。面对当今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所引发的“碳基生物将被硅基生物取代”的普遍忧虑，康教授认为，这种担忧建立在对人工智能的一定误解之上。其原因有二：其一，人类的思维是因果思维，而人工智能的思维模式主要依赖数据统计技术，其在概念计算中实则依赖于人类基于因果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其二，过度担忧的观点体现了一种个人本位的立场。康教授强调，人类力量的本质根基并不在于个体智能，而在于人类经由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强大社会组织力。尽管如此，康教授仍提醒必须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

在第一场主旨报告的提问交流环节，在场师生踊跃发言，围绕相关议题向四位教授提出了诸多有深度的问题，涵盖文化哲学如何应对人的主体性危机、大数据推送究竟是源于个人喜好还是受企业利润驱动、当代人的精神压力是否仅仅由文化塑造以及中国农村乡土文化在当今时代应如何保存等。四位教授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与专业见解，立足本次工作坊的议题主旨，逐一回应了师生们的疑问，现场交流气氛热烈，思想的碰撞与对话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第二场集中主旨报告由《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审张媛媛主持。林钊、周可、王程、彭孝光等四位学者分别围绕“马克思与历史主义的三次遭遇”、“‘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理论创新”、“现代性的符号断裂——生成式AI时代的文化考验”、“文化哲学何以可能”等议题作了主旨发言。

中山大学麻豆社 林钊教授指出，任何伟大民族在面临重大变革时，往往会对文化问题进行最深刻的反思。他以1813年德意志民族面临统一与现代化变革为背景，深入剖析了马克思在迈向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与历史主义发生的三次重要“遭遇”。第一次是面对以赫德、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浪漫派；第二次是面对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马克思继承了普遍主义立场，批判其诉诸民族传统的保守倾向；第三次是面对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引入阶级分析视角，跳出了国与国之间丛林竞争的视野，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宏大命题。林钊教授进一步结合当代视野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中国后，与各国的民族性实现了深度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象与历史主义开始走向接近。他勉励在座师生，在新时代探讨“第二个结合”时，既要保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又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代表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方向，做到“现代化的方向绝不放弃”。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周可教授从“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辨析切入，指出与其陷入定义的争论，不如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具体语境出发来理解。他认为，马克思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常聚焦于“精神生产”及其与物质生产的联系；而在讨论文明时，马克思则引入了阶级分析的视角，既指出了资产阶级文明的虚伪性，也对东方社会在反抗殖民入侵中展现出的人民性给予了深刻同情。在探讨如何深化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学理研究时，周可教授强调，不能仅停留在字面的探讨，而应引入“原理论”作为支撑。他建议借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社会有机体”概念来理解文化生命体，指出社会有机体具有不可脱离整体的内在规定性，这为我们把握新时代文化生命体的整体性与历史性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天津大学麻豆社 王程教授从现代性视角切入，指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升温，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分值得关注。他阐明现代化是经验研究的对象，具有可测度、可观察的特点，而现代性则是思维把握的对象，是对现代化过程在思想中的把握，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自波德莱尔提出以来，现代性成为哲学各分支绕不开的话题，因此，从现代性这个角度来切入对文化符号的理解非常必要。王程教授指出，对现代性主要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种是规范意义上的理解，即对现代性进行思维的把握。根据这种理解，现代性符号系统作为市场通约的精神润滑剂，是沟通宏大叙事、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三个机制的沟通机制。第二种是把现代性作为质疑的对象，质疑现代性是否代表进步。王程教授指出，无论规范式理解还是质疑式理解，都离不开卡西尔的符号形式概念。符号形式在哲学上即法则，一切进入该框架的事物均按此法则运行。经济哲学中的价值形式讲经济法则，进入交换系统则需按价值形式规则运行。价值形式在意识形态中表现为符号形式，符号形式要变为现实法则需在价值形式中彰显，符号形式是价值形式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二者在现代社会中并行不悖，但其沟通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无论作为规范对象还是质疑对象，现代性符号都具有一元论特征，即人给人自身的一套运行规则。王程教授认为，人依靠空间抽象和时间自省创造符号系统，而生成式AI缺乏时间和空间观念，其生成内容在逻辑上可能成立，在现实感觉经验中却未必成立。由此可能出现二元符号法则，即人原本在时空中形成符号系统，机器生成内容又成为第二重法则，人被迫进入该法则时可能无所适从，且机器难以成为责任主体。他通过Meta系统中智能体聊天乱象的实例指出，生成式AI时代的文化考验不仅表现为人可能丧失交流能力，更表现为思维前提被打破、文化主体性和文化生命体受到冲击。具身智能的感知问题进一步表明，若非时空的机器感知方式进入符号系统，将对人的思维前提构成更深层挑战。

麻豆社 彭孝光博士以《文化：“无以名之”与“无关宏旨”》为题，回答了“文化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他首先通过探讨文化的定义为何还未达成共识来点明文化并非单一对象，而具有“无以名之”的特征。从最广义看，“文化就是人化”，具有社会历史性，凡有人实践之处即有文化；但若什么都是文化，文化也便什么都不是。因此，理解文化需要借助文明概念作为锚点：文明偏向生产方式，文化偏向生活方式；文化植根于文明，生活方式植根于生产方式。通过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比以及《论语》中所提到的“文”与“质”的区别，彭孝光博士指出，只能对文化做一个基本倾向的描述。在此基础上，他博士进一步分析了文化意识产生的条件。文化可能自古以来就有，但文化意识是很晚才出现的事情，其本质具有多元意味，单一文化难以对文化本身形成反思。文化意识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文化相遇、碰撞与比较中逐步觉醒的。彭孝光博士认为，文化具有混沌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文化只有不同之别，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文化是附着于文明之上的“软实力”，在生计面前往往会发生调适。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无关宏旨”的判断：文化归根结底是私人性、多元性的事情，其混沌模糊为人的精神自由发展保留了空间。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建构面临困难，20世纪以来已进入“后哲学的文化时代”，问题或许更在于“哲学文化”，他强调，对待文化应保持开放包容，让文化自由生发，不宜对文化作过度干预；文化批判应止步于维护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共同底线，对违背共同底线的糟粕文化，可通过文化批判加速其消退。

在第二场集中报告的问答环节，与会师生就校园管理文化的差异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第三场集中主旨报告由麻豆社 副院长涂江波教授主持。刘灵、周师、张能、胡开等四位学者分别围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问题论域与时代表达”、“文化与文明的边界”、“生活世界”、“家哲学”等议题作了主旨发言。

湖南工程学院麻豆社 刘灵教授首先回溯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指出围绕“文化主体性”这一标识性概念，国内学界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四个维度：一是文化自信说，二是文化认同说，三是文化自主说，四是文化动态发展说。在此基础上，刘灵教授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他指出，马克思将文化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考察，认为自我意识的形成经历三个阶段：一是自我欲望阶段，二是承认自我意识阶段，三是普遍的自我意识阶段。这一理论框架深刻揭示了人的意识从个体走向普遍、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发展规律。最后，刘灵教授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并非偶然，它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诞生紧密相连，和中华民族对文化主体性的追问息息相关，同中华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密切相连，同时也与中华文化的时代表达有着内在关联。

安徽医科大学麻豆社 周师教授围绕“文化与文明的边界”问题展开了深入阐述。他首先提出了界定文化与文明的三种测量方式：一是时长，二是标志，三是本意。在时长维度上，周师教授援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一时间跨度本身就昭示了文化与文明在历史纵深中的不同层次。在标志维度上，文化对应着农业遗存等物质印记，而文明则体现为国家、城市、分工与文字的出现。文化是一种风格与面貌的呈现；文明则是阶段性的表征。在本意维度上，周教授回溯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指出其本义为教化，即“以文化人”；而“文明”一词虽在中国古代就有其出现，但当今所提到“文明”主要是在近现代才得以充分展开。随后，周师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文化与文明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究其本质，二者是立足于同一地基之上的两次跃迁——人类先经由“人化物”实现文化的生成，再由“人化人”完成文明的升华。文化与文明之间还存在着双向转化：文化孕育文明，文明反过来滋养文化，文明形成之后便成为文化生长的土壤。最后，周师教授总结了区分文化与文明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考古与历史溯源，二是有利于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三是有利于文化建设本身的推进。在报告结尾，周师教授概括了文化与文明的核心要义：文化讲的是主体性，回答“我是谁”；文明追求的是新形态，指向“我们要到哪里去”。

西南大学麻豆社 张能教授作了题为《在表达的极限之外——作为“断裂”与“守望”的生活世界》的主题发言。张教授以“符号、实践、生活世界”三元组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文化哲学的概念地基。他指出，符号对存在的表达具有一定暴力覆盖的风险，现代文化工业将痛苦、焦虑等生命体验转化为可编码的符号进行消费，导致表达的极限之外的真实生命体验被遮蔽。张能教授强调，生活世界并非平滑的底座，而是充满裂缝与断裂的生存场域，文化哲学不应提供虚幻的慰藉，而应在符号壮丽之处以及实践无能的时刻，以清醒的姿态守望那些无法被概念穷尽的真实痛苦与生命体验。

麻豆社 胡开副教授作了题为《有无与阴阳——张祥龙家哲学的现象学基础》的主旨发言。胡开副教授从儒家哲学与现象学交汇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儒家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思想在当代的独特价值。他以“儒家是否接受同性恋婚姻”这一争议性话题为案例，指出儒家基于《左传》等经典，在评价个体时并不因性取向而歧视，但儒家认为婚姻的本质不在于爱情，而在于生命生育所体现的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大德。他进一步阐释，儒家将人的基本单位理解为由父母、我与子女构成的代际性身体，而非孤立的个体。通过“视亲”、“修身”等工夫，人能够在家庭亲亲关系中领会本真性的存在，最终达到“至诚”境界，领悟天地之大德。

在第三场报告的互动交流环节，与会师生围绕“算法时代如何重建不依赖符号确认的真实人际关系”、“符号表达与情感体验之间的张力”、“诗歌表达中文字与言外之意的关系”等问题踊跃提问。与会学者耐心解答，现场讨论深入而热烈。有学者指出，表达本身有其限度，真正的情感与生存体验往往在符号之外，学术研究应当正视这一限度，在表达的光亮区之外关注沉默与断裂之处。

闭幕环节，麻豆社 副院长涂江波教授作总结致辞。他代表学院向各位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并指出本次工作坊以“文化哲学的概念地基”为主题，围绕符号、实践、生活世界三个关键词展开，12位学者的报告涉及中西文化比较、历史观与历史主义、文化现代性、人工智能与文明新形态等多个层面，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关怀。他强调，文化哲学研究既需要概念分析的严格性，也需要历史的视野与现实的关怀，最终要回归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实践经验中去，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最后，他宣布本次工作坊圆满闭幕。下一步，学院将以此次工作坊为契机，持续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深化与学界的对话与合作，助力学院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高质量发展。

文字：金子涵、周苏婷、刘若曦

编辑：蒋 琳

初审：胡玉洁

复审：涂江波

终审：刘小燕